近期IMF的负责人提出：“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美国人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欧洲人领导IMF的传统应该终结，世行和IMF的下任负责人都应该来自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真的能成为世行和IMF的下任负责人吗？根据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创建的这两个国际组织自成立以来，世界银行的12任行长和IMF的10任总裁均出自美欧。如果真的能由新兴国家领导这两个国际组织，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南北平衡是很有意义的，对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爆发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和经济学家要求废止上述不成文惯例的呼声也日渐升高，表示应该对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但是，世界银行和IMF都是按照股份公司的原则建立的，所有事项都需会员国投票决定，投票权的大小与会员国认购的股份成正比。也就是说，谁能领导这两个国际组织取决于他们出钱的多少、是不是大股东。虽然近几年经过几次份额改革并向发展中国家作了倾斜，但美国依然是这两个组织的第一大股东，美国在IMF的投票权占16.77%，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占15.85%，而欧洲主要国家在这两个国际组织的份额总和则与美国相当，美国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是世界银行和IMF最主要的大股东。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和欧洲分别领导世界银行和IMF的根本原因，所谓的不成文惯例实际上是有法律依据、是“成文”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两个组织的重大事项需要获得85%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只要有15%的比例反对，重大事项就无法获得通过。由于美欧都拥有超过15%的投票权，故他们都拥有一票否决权。

实际上，新兴国家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都不具备领导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基本条件。一是美、欧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世界上仍占绝对优势。新兴国家必须出资认购股份，才能提高投票权。而要成为获得领导权的第一大股东，至少需要上千亿美元的资金。这对于还不富裕的国家来说，是一笔巨额的开支。况且，这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并非简单靠钱就能买来的。二是由于美欧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就意味着改变股份比例这样的重大事项需要美欧点头同意才能获得通过。而要想让美欧放弃领导权，由其他国家购买股份，除非在国家核心利益上作出重大的妥协和让步来弥补美欧份额下降的损失，否则是不可能的。而在国家核心利益和主权尊严等重大问题上的妥协和让步可能是新兴国家根本无法承受的。近几次世界银行和IMF的份额改革之所以能够通过，是因为没有影响到美欧大股东的地位，没有触及美欧的根本利益。这些改革只是在他们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一些小变动，既可以拉笼一些新兴国家，又可以给世界银行和IMF补充资金，是两全齐美的事情。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在全球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全球经济、科技、军事的中心。2008年爆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他们一方面寄望新兴国家能够帮助他们获得复苏或转嫁一部分危机，另一方面又决不会允许自己的主导地位被取代，甚至要遏制新兴国家的上升势头。从以上可以看出，当前世界银行和IMF难以实现太大的改革，更不可能使新兴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领导者。进行包括世界银行和IMF在内的国际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涉及各个方面的切身利益，特别是事关美欧在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主导地位问题，切不可以把它看得过于简单。

对中国来说，一些西方国家确实希望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中国在他们主导的框架下出钱、出力。以前西方主要国家提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谓的负责任，从正面的角度看，就是能够承担责任，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但从深层面看，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国家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成为既听话又尽量多出钱、出力的国家，只能在西方国家主导的框架下行事。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别人的“捧杀”面前做到镇定自若，宠辱不惊。必须弄清在世行和IMF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中我们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并根据互利共赢的原则，把中国的长远发展利益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结合起来，既要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又要增强忧患意识，切实防范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